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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nt  

導演湯瑪斯凡提伯格(Thomas Vinterberg)是與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齊名的知名丹麥導演,其作品路線深受現實主義影響,著重”寫實描繪事件本質之純粹”,透過1995年與拉斯馮提爾一同提出之逗馬(Dogme 95)宣言,希望推動好萊塢鉅資商業片之反動浪潮,以回歸電影創作上”紀錄”的本質。

透過這部片可以看到寫實主義的落實: 不浮誇、不渲染、無配樂等等,以最貼近真實的角度看這一場人性失控的發展。

因為中文片名的關係,我們已經預先知道這是一個關於謊言構成傷害的事件。但其實在原文中並沒有在一開始透露這一點。隨著前半段電影的鋪陳,使觀眾了解主角盧卡斯的角色性格並對他信任: 在幼稚園深受孩童喜愛和信賴、與摯友西歐一家人彼此深刻了解的情感,以及與他們家女兒克拉拉的信任關係等等。同時從與娜亞剛開始的互動看到盧卡斯對於異性親密關係有些拘謹疏離;而離婚後被前妻強勢奪走父子關係也預告了後來處於弱勢處境時缺乏親密支持的狀態。

個人推測故事對於小女孩克拉拉可能有些沒有明說的設定。她不太能融入同儕、對於微小事物的執著(每次走路都絕不能踩到線,甚至因此與父母走丟或站在原地不敢動)、對於被拒絕後帶有仇視的偏激反應以及報復性念頭、還有一些不是很自然的眼神、說話方式等等,有點像是泛自閉症的特質。比起以”孩童的邪惡”來解釋,我倒覺得導演對此作品的靈感既然是因與兒童心理學家談話而起,孩童本身特質潛在設定的推測更有可能性,而且也更貼近真實生活裡孩子的行為動機。不過,即使不深究是否真的有此潛在設定,就劇情鋪陳依然可以合理理解克拉拉說謊的動機。像是大男孩們在她面前開了令她厭惡的性玩笑,埋下了隨口引用後的種子。而後克拉拉對盧卡斯表達愛慕,卻被他嚴正地推辭,幼小心靈的難堪與受傷讓她產生一時的厭惡,而形成說那些模糊話的動機,引發了不可收拾的結果。

園長的保守、傳統又有點神經質的性格特質讓整個野火燎原的發展更是快速。雖然就保護孩童的角度而言,一有徵兆即做進一步調查反應確實正確,但關鍵的錯誤在於找了不專業的對象進行做訪談。

與克拉拉的訪談是十分值得探討的點。克拉拉其實在第一個問題就否認了對盧卡斯的指控。很顯然此時她早已脫離前晚的憤怒情緒,對於當下被叫去回答陌生男人這些問題感到困窘、緊張而且想離開(去玩)。確實就這部片中大人們對孩子的保護心態來說,許多受暴的孩子會因為施暴者是親近人士所以不敢吐露實話,但不專業的問話很容易產生過度引導。例如接下來問話者說: “所以妳的意思是葛瑞瑟老師說謊?” 克拉拉則緊張地否認。但事實上就邏輯而言,否定葛瑞瑟園長說謊並不代表盧卡斯的性騷擾行為就成立。何況控訴老師說謊對於尚在服從權威時期的年幼孩子而言是很嚴重的指控,因此這中間不正確的推演就已經充滿引導和錯誤推論。接著就可以看到克拉拉因為問話者的問題呈現極度不安和緊張(不自主的肌肉抽動或反覆無意義的動作亦是孩子典型的焦慮反應,克拉拉是皺鼻子),並表示”想出去玩”,但卻被阻止。這時問話者又重複問了第一個問題,這整個情境線索明顯地暗示著孩子”妳剛剛的回答不對”,因此這次克拉拉選擇回答”是”,承認了對盧卡斯性騷擾的指控。問話者似乎因為克拉拉終於說出”真相”而滿意地微笑點頭,園長也輕輕露出了鬆一口氣的表情。這些不自覺的情境線索都在在增強孩子”只要我回答你想聽的,就可以脫離壓力情境,讓我出去玩”。於是克拉拉對於後面的問題都傾向做肯定回答,但因為根本不存在性騷擾的事實,所以當問題超出克拉拉認知能力範圍時,她開始會回答不知道。此時大人就會重複問話,或把她的”不知道”歸納於”她不想說”。這段問話過程其實可以看出不專業問話者的預設立場使其產生偏頗問句以及無法準確判斷孩子的反應。

即使園長最後同意還是要交由警察做調查才能確認,但這個訪談在她心中幾乎等同於有罪定讞。因此接下來園長開始大動作通知克拉拉家人、幼稚園所有家長,甚至告訴盧卡斯前妻。就性騷擾反應機制來說或許是機警的,但在誤判的前提下,這些動作變成擴大傷害的恐怖行為。

大人的先入為主觀念影響對孩童的行為判斷不只如此。園長在告知克拉拉母親時,開頭就先替克拉拉之後可能做出的否定打了預防針: “她(克拉拉)肯定不會說實話,因為她覺得很羞恥”;還有當克拉拉目睹父親西歐與盧卡斯肢體衝突後,意識到她的一席話似乎讓大人的世界改變了,她私下對母親坦承其實盧卡斯並沒有做那些事的時候,母親卻選擇堅信她原來的指控,甚至灌輸她這件事確實存在,但她可能是因為害怕所以忘記了等等的理由。兒童發展中,五歲前的記憶其實是不穩固的,這段時期的記憶多半無法持續保留,大人這樣的舉動,特別是母親又給了她更強烈的保護和安定感,會更加造成孩子記憶重建的可能。甚至到後來其他家長的對於自己孩子做惡夢、尿床等等行為也做了相關的解釋,形成集體指控。克拉拉說”不知道為什麼幼稚園的其他小朋友要那樣說”,我認為就前面劇情陳述孩子們對盧卡斯的信任,以及大人面對性騷擾事件的反應來看,孩子受引導而趨向大人預設立場的回答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並非孩子”惡意集體亂說話”。

 

所有的熟識者一開始都是不相信的態度。但群眾效應一旦延燒,立場與偏見總會隨著個體的聚集而更趨擴大、趨偏激,似乎聚集在一起討論之後懷疑都會變成確信。連”常常帶克拉拉上下學”、”常常與孩子獨處在廁所、遊戲室”等等一般幼稚園老師可能做的行為,都成為性騷擾可能的證據,甚至連娜亞都忍不住想再次和盧卡斯確認他到底是否做過這件事。

社會心理學中從眾行為最明顯的證據即在盧卡斯最好的朋友西歐身上。片頭刻意設定了一段,西歐強調”你有沒有說謊我看得出來,你說謊的時候眼睛會那樣眨一下”,暗示其實兩個人對彼此的了解應該是非常深入,甚至連對方是否說謊都可以感受得到。但因當時群眾的一致態度、家人(妻子)給予的壓力,以及無法接受女兒也許說了謊種種複雜因素,使得盧卡斯即使面對面堅定地看著西歐表示他沒有做這件事,西歐仍痛苦地無法正確判斷。甚至之後盧卡斯因為罪證不足獲釋後仍然遭受鎮民暴力待遇,西歐目睹一切卻因為其他人也都是迴避、敵對態度,而不敢表露自己對朋友遭遇的不忍。

故事利用了盧卡斯的兒子馬庫斯,以及克拉拉的哥哥,作為(受冤屈的)加害人親屬與被害人親屬的兒童代表。我認為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純粹的,克拉拉的哥哥被設定為多半很沉默但疼愛妹妹,對妹妹受的傷害十分心疼,原本預期這個年紀的男孩應該會更衝動更偏激,但這種態度完全沒有被呈現。而馬庫斯則是用孩子最單純的直覺相信、支持父親,甚至以卵擊石地想為自己父親討回公道。另外,大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對克拉拉這樣年紀的女孩犯下的錯做出多嚴重的批判,所以用了馬庫斯的角度直接做出質問甚至反擊。但從大人憤怒驅離馬庫斯的橋段可以看到,即使這世界看似特別保護兒童,但若立場變成加害人的家屬,即使是個孩子,在群眾激情下仍會遭受暴力與歧視。成人的角度確實比孩子複雜太多,最終變成即使嘴上說”孩子不會說謊”,但心裡只願意相信自己相信的。

罪證不足獲釋後,以為日子可以恢復平靜,但家裡遭投石攻擊、愛犬被惡意殺死,以及超市的暴力衝突,徹底把盧卡斯打入絕望。錯誤的指控到這裡其實才展露出最可怕的地方: 即使有公正的第三方證實了清白,世界也不會立刻說聲抱歉變回原來的樣子,人們的態度不會輕易改變,仇視與霸凌依然繼續地按照慣性前進。即使曾是最好的朋友,西歐家人看到盧卡斯滿身是傷的樣子,卻還是為了自我保護或避免尷尬而寧願不碰面不關心地躲在車子裡。

平安夜,人們看似祥和融洽地聚集在教堂裡彌撒,純潔的孩子們唱著聖歌。盧卡斯帶著下午在超市發生肢體衝突後一身傷地走入教堂,他坐在教堂裡憤怒而絕望地環視四周,眼裡看到的是熟悉又陌生的景象–表面是與過去相同的平靜和諧,但在虔誠信仰底下隱藏的是已然反目的集體暴力。盧卡斯按耐不住冤屈與憤怒起而和西歐對質。在上帝面前的西歐終於靜下心注視著盧卡斯、注視著真相;克拉拉的床邊囈語,是讓西歐邁出修復關係一步的關鍵–因為他到那時才真正放下”選擇相信朋友有可能傷害了女兒”的大石,面對自己從一開始就拒絕相信的真相–帶著食物和酒,在最重要的團圓節日,他選擇離開群眾到朋友身邊支持他。那一幕兩人在黑暗中對飲,沉默地面對這兩個月來的撕裂和傷痛;對照的是西歐家親朋好友熱鬧地手拉手圍圈繞著聖誕樹唱歌,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溫馨團結。

故事給了群眾效應一年的衰退期。隔年10月,所有人在馬庫斯拿到狩獵證照、象徵成年禮的一天再聚首,大家一如往常地熱絡。相較於平安夜,此時盧卡斯已經被接納並重新進入這個團體。但從他的眼神可以看得出他無法遺忘這些人曾經如狩獵者般的殘酷。與克拉拉也重拾信任,以老習慣象徵了兩個人和好如初。看起來有點美好得太刻意,甚至連當時沒有敘述下文的娜亞也都回到他身邊。只是最後他在樹林裡差點被狙擊喪命一幕,給了觀眾一記充滿想像空間的回馬槍。不論那是真有其人要攻擊他,或是純粹反應盧卡斯並沒有完全脫離身為獵物的恐懼錯覺;總之它象徵了一個謊言讓盧卡斯成為中世紀被謠言獵殺的女巫,群眾盲目的激情正義使得時間即使流逝,平靜的日子與內心的安全感仍然覆水難收,被獵者草木皆兵的恐懼恐怕也不像是那些說錯話、信錯人的狩獵者,打開懷就可以一筆勾銷地那麼容易平復。

全片安靜、直敘、不做作的氣氛,也替抑鬱、委屈的心情加了不少分。本片不僅代表丹麥角逐英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男主角麥德米克山(Mads Mikkelsen)更因盧卡斯一角拿下2012年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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